封面图片：1959年，指挥所工作人员在位于纽约汉考克基地的SAGE战斗中心使用电脑与其他SAGE部门进行交流，监视空战，并指挥武器。（来源：美国空军）
控制论的全球史
A Global History of Cybernetics
作者：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塔尔萨大学传播学系）
译者：陈荣钢（工作或约稿：r.chen20@lse.ac.uk）
来源：《让国家不联网：苏联互联网的矛盾历史》（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第一章节选，15-29页。
——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46年）
控制论催生了“冷战”双方的早期国家计算机网络项目。控制论是战后一门关注通信与控制的系统科学。尽管控制论的重要性在科学史和技术史上有充分的记载，但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学者普遍忽视了它也是早期计算机通信理念和语言的载体。本文讨论了控制论在“冷战”早期的全球化过程，它首先出现在战后的美国，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的苏联。我还将讨论苏联控制论如何塑造了管理经济学的科学制度，最终导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全国性网络构想（译注：这部分没有翻译，可另外参见本书导论）。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词不容易被定义。今天，世界上自认为是控制论专家的人，要比严格定义上控制论领域的人还多，尽管前者的人数正在下降，而后者的人数正在缓慢上升。在英语国家的信息科学研究环境中，控制论未能形成一个制度化的领域，所以专家们无法就该领域的定义达成一致。在前苏联的领土上，给控制论下定义也不容易，尽管控制论确实在那里生根发芽，并且直到半个世纪后仍然能够获得制度的认可。直到今天，定义之谜依然存在。战后的控制论之所以一直是一个丰富的批判性研究课题，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清晰的可定义对象。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控制论在计算生物学、社会和符号系统中的通信和控制主题激励着、也困扰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有说法认为，控制论是一门通信与控制的科学，是一门普遍的科学、一门机构庞大的学科、一门摩尼教式的科学，是一场建立在计算机和人类有机体之间草率类比基础上的科学闹剧。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大量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世纪中叶的计算机当作建模系统的工具，尤其用来调节动物、机器和社会的信息流和行为。除了计算机建模之外，它还汇集了预先存在的概念，如控制系统中的反馈回路、人机合作关系，以及数字计算网络设计的一些基础。在信息科学领域，控制论将本世纪中叶的“心灵—机器”（mind-machine）类比正式化，这些“心机类比”继续活跃在当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些角落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提出一套控制论科学的技术见解（运筹学、系统论、博弈论和信息论），以一种貌似宇宙论的力量呈现出来，为战后被愤怒冲击的世界提供平衡。控制论的一大贡献是它巩固和普及了一个强大的计算词汇库，包括信息、控制和反馈等词汇。在现代说法中，控制论也广泛存在，比如现在略带贬义的前缀“赛博”（cyber，恐吓、咖啡馆、犯罪、约会、欺诈、法律、朋克、安全、性、空间、恐怖主义、战争）。在流行文化中，控制论还有助于为“电子人”（cyborg，控制论有机体）的科幻想象注入生命，将其视为人类和机械的结合，尽管在实践中，正式的控制论研究很少涉足电子人研究。诺伯特·维纳，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也是美国斯拉夫研究创始人（里奥·维纳）的儿子。1948年，维纳出版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一书，这本著作被视为控制论的开端。任何科学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一个人的功劳？这个问题有待讨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把一件事归功于维纳，那就是他在“控制论”的标签下创造和巩固了一系列知识。这些知识的来源如此复杂和多样，以至于他最大的成就也许不是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而是在他的杰出事业中整合哲学、数学、工程学、生物学以及文学和社会批判的思想。维纳的投入甚至超过了他的产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纳研究如何将人类炮手和模拟计算机集成到高射炮火控系统中，将他在战时对人机反馈过程的研究转变为一门通信和控制的一般科学。炮和炮手（或者说，人和高射炮驾驶舱）就是电子人的原初形象。为了命名这门关于控制和反馈机制的新科学，维纳从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中创造了新名词cybernetics，它是英语术语governor的前身（cybern和govern-k/g+元音+b/v+ern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辅音-元音结构）。维纳的流行著作涉猎更广，他将复杂的数学分析（尤其是噪音和随机过程）、对自动化信息技术的前景和威胁的阐述，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和宗教性质的推测结合在一起。对于维纳来说，控制论是“信息理论”以及信息系统组织生命、世界和宇宙的方式。他在动物的神经通路、机电电路和更大社会系统中的信息流中发现了相似的通信和控制系统结构。维纳在著作使用了一般的数学术语，这让他的著作很快在读者群里接受和传播，包括那些苏联的哲学家和评论家。维纳不相信他的科学领域会给这个因大规模暴力而陷入不安的世界带来和平。尽管如此，他在《控制论》1950年第二版中预言：“社会只能通过研究信息和属于它的通信设施来理解。在这些消息和通信设施的未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道注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神经生理学家沃伦·麦卡洛克领导了第二波美国控制论思潮，它严肃面对“脑机类比”的问题。也就是说，大脑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器、传输器和存储站点。麦卡洛克凭借他长长的白胡子和身为“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组织者的贡献而被铭记。科学研究者和历史学家记得，他在1943年与“通才”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共同撰写的论文《神经活动中固有观念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该论文提出了后来在自动机、计算和控制论理论中产生影响的大脑神经网络模型。他们的论点认为，在一定程度的简化后，心灵相当于图灵机。换句话说，在足够抽象的情况下，可以将思维中的神经网络想象成一个逻辑电路，能够执行任何可计算的问题。麦卡洛克说，他寻求的是“一种如此普遍的理论，以至于上帝和人类的创造几乎都可以证明它。”这个“几乎”包含了很多实验性的认识论。尽管从那时起，几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学者对“心灵如同计算机运作”的结论进行了质疑和驳斥，但麦卡洛克为控制论带来的基本神经生理学洞见激发了20世纪中叶控制论领域的活力。这些洞见包括对分布式通信网络发展的一些启示，而这些网络构成了阿帕网（ARPANET）的基础，直至今日仍然为一些当代人工智能研究提供指导。接下来，我将重述麦卡洛克在控制论中颇具开创性、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异构性（heterarchy）概念。如果说美国的控制论是由维纳和麦卡洛克的研究团队引领发展起来的，那么它的学科形态则在“梅西会议”上得以塑造。“梅西会议”由纽约市的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组织，首次举办是在1946年至1947年期间，每半年举办一次，然后在1948年至1953年期间每年举办一次。会议由麦卡洛克主持。人们习惯认为，“梅西会议”为控制论研究设定了一个广阔的跨学科领域。
1953年“梅西会议”与会者合影
参加会议的知名人士包括麦卡洛克本人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数学家和博弈论家冯·诺伊曼、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她当时的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信息论和信息工程的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通信理论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以及一众影响力广大的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师和哲学家们，例如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诺斯洛普（F.S.C. Northrop）、莫莉·哈劳尔（Molly Harrower）和劳伦斯·库比（Lawrence Kubie）等。与会者们依赖数学和形式化的通信定义，让人类、机器和动物成为信息系统。控制论和信息分析的语言包括“编码”、“解码”、“信号”、“反馈”、“熵”、“平衡”、“信息”、“通信”、“控制”等词汇，这些词汇支持着将本质上不同的物理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类比。“梅西会议”构成的“隐形学院”产生了极大影响。冯·诺伊曼开创了计算机的大部分数字架构和“冷战”博弈论。香农创建了美国信息论。贝特森促进了控制论在人类学和美国反主流文化中的应用。拉扎斯菲尔德塑造了大部分战后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克莱德后来成为美国“阿帕网”的先驱和管理者，并创立了人机交互的开创性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球研究团体的影响，塑造了该小组国际参与者的数量（例如，冯·诺伊曼是匈牙利移民，拉扎斯菲尔德是维也纳人），也塑造了以“梅西会议”为代表的、鲜明的美国做事方法。这种方法在私人慈善机构（梅西基金会）和与美国军事研究有着紧密联系的学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易区（包括冯·诺伊曼、维纳、贝特森和许多其他人）。控制论成为一门学科，并将国际思想灵感源泉巩固在一个战后的美国环境中。从“梅西会议”中产生的原则众多，且远非共识。麦卡洛克在会议总结中开玩笑说：“我们的共识从来都不是一致的。即使是一致的，我也看不出上帝有何理由要同意我们。”尽管如此，几点评论有助于勾勒出它对后来的国际间阐释。控制论的第一个方法论标志是，它不是一种事物，而是关键的概念，尤其是人机交互和反馈，为在不同系统之间进行类比工作提供了一套词汇——计算、机械、神经、有机、社会——这使这些词汇很容易嵌入美国军工研究中的其他相关领域。比方说，现代的信息论和博弈论领域。主流的美国信息论遵循贝尔实验室工程师克劳德·香农在1948年创立的通信数学理论，关注的是数据的高效而可靠的测量和传输。也许他最核心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套用于理解所有数据传输的统计理论框架。所有的通信信息都成了概率和随机分析的问题，而“信息”这个词舍弃了它的普通含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定义。这些见解加速了计算通信系统的理论发展，尽管香农的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计算机普及之后才得到广泛应用。冯·诺伊曼的博弈论（在当代经济学、商业和政策中仍有影响力）基于战略性和理性的决策过程，为人类行为开发了形式模型。博弈论假设博弈参与者是寻求做出战略决策的理性行动者，将数学描述理性化，建模，找到在竞争和合作的多人交互中最优行为的方法，这些行为整体上塑造了“冷战”的特性。这些领域的创始人对这三个领域的界限和关系存在分歧。香农坚持把信息论的技术原理与控制论的广阔范围分开，冯·诺伊曼并未严格区分这三者，维纳捍卫他把其他两个研究领域纳入控制论的做法——尽管（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之后）许多信息论者和博弈论者反对混淆这些领域。这三个领域都提出了重叠的、通用化的通信模型，或者说一套便于投入应用的“信息论”，尽管没有人知道（甚至创始人也不知道）这些计算通信科学的确切界限。香农并不接受控制论的标签，他也不接受别人给他的“信息论”的标签，他更喜欢他原来强调的“通信的数学理论”。这些科学都试图理论化控制通信的技术手段。控制论科学（特别是在苏联）呈现为一种谋求自治的系统性通信科学。尽管至今还不清楚（可能连控制论者自己都不清楚）控制论者能做什么，但也从来没有明确过控制论不能做什么。例如，1943年，维纳及其合作者成功地将“反馈”（这一来自控制工程的暧昧术语）纳入他的防空研究中，这个词被重新定义，变成一个适合理解任何类型目的行为的概念，其中，人、动物和机器的行为被理解为“实体相对于其环境的任何变化”。在这个哲学层面，反馈循环被证明是一种能稳定所有种类不稳定系统的通用工具。反馈提供了一个过程，简言之，离开系统的信息被带回了系统，目的是影响系统的未来行为。反馈至少有两种类型——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会循环地放大信号，就像麦克风设置得离扬声器过近会引起恼人的音频反馈，因为信号失去了控制。相比之下，负反馈可以作为一种稳定剂，是对不稳定环境中保持平衡的系统的内部检查或纠正。通过在通信系统中使用反馈循环，控制论试图在认识和操作自然和技术中充满的非线性、自我递归的过程上实现一次革命。无论控制论是什么，它都不是牛顿物理、笛卡尔坐标系、欧几里得几何、亚里士多德的因果律和算术的直接观点。相反，控制论提出了一种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中叶在科学的构造转变中努力保持平衡的数学观点，这些转变包括量子物理、曲线坐标系、非欧几里得几何、循环因果关系、自相似分形和现代概率论等前现代和后现代概念。维纳的控制论的解释力并不在于清晰性，而在于在一个颠倒混乱的战后世界中寻找系统性自我调节的综合过程。也就是说，基本的控制论方法试图利用计算的逻辑力量解决一系列具有循环性和反馈循环的科学问题。反馈寻找物质行为的矛盾和计算的锐利逻辑之间的平衡。在这种过程中，反馈成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它试图驯化所有种类的不规则通信系统。1943年，麦卡洛克引入了一个与之相关但被大大忽视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异构性，它让我们很好地聚焦到苏联的例子。这个控制论概念有助于描述困扰苏联控制论的冲突来源——苏联试图网络化他们的指令经济。“冷战”自我调节的组织模式在经济秩序的光谱上崩溃了，这个光谱常常反对市场和层级。在这个观点中，市场被理解为一个平坦的空间，允许各种经济行为者之间的自由交互和高效率，而层级被理解为一个有序的、自上而下的、上级对下级的金字塔，非常适合完成长期和复杂的任务。从词源学上看，英语中的“市场”绝对是这两者中的新来者，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词汇，意思是“用于交易、购买和销售的公共建筑或空间”。“市场经济”这个词在英语中首次出现是在1948年。几个世纪之后，“市场”这个凭借早期现代资本主义革命声名大噪的词汇在西方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词汇中占据了特权地位（尽管常常被误解）。为市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译注：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辩护的一个原因是人类偏好的传递性。为了使市场成为理想的组织方式，一些经济学家假设理性行为者会线性地排列他们的偏好顺序。如果理性行为者更喜欢选择A而不是选择B，也更喜欢选择B而不是选择C，他们也会更喜欢选择A而不是选择C。然而，这种对市场的看法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受到挑战。市场隐藏了交易成本，造成了信息不对称。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在许多条件下（如恐惧、遗憾、损失威胁、认知失调或同伴压力），理性的经济人是虚构的，一个人可能更喜欢苹果而不是香蕉，香蕉而不是哈密瓜，哈密瓜而不是苹果，而且不能保证存在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三个或更多行为者的投票系统或日常选择。异构性既不简单地有序，也不是混乱无序，而是以一种无法线性描述的方式形成复杂的组织。麦卡洛克给出的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个由三个神经元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呈现出从神经元A到神经元B，再到神经元C的传递性连接构成的层级结构，其中并不存在“双向性”或“交叉”。他借鉴了“教会祭司制度结构”的层次，这种层次根据“每个元素压制所有下级”的原则进行排序。然后，他将这种层次性网络与引入了神经元C和A之间交叉的非传递性神经网络进行对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模拟网络，我们需要把网络“映射到一个三维的环面（形状像甜甜圈的拓扑空间）”，而不是一个二维的平面。他观察到，“偏好的循环实际上显示出我们哲学理论未曾预想的、更高阶的一致性。拥有这种神经系统（六个神经元）的生物就具备了不可预测性，它的行为并不受任何基于价值尺度的理论束缚。它拥有一种价值的异构性，并因此拥有过于丰富的互联性，它无法归结为一种至高的善。”通过神经异构性的概念，麦卡洛克引入了复杂系统的多维可能性，这些系统无法映射到平面的市场或二维逻辑。此后，这个概念超越了大脑研究的范畴，在自我组织、反馈循环、自动机（automation）理论，以及非图灵和非欧几里得计算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帮助的。这些研究关注复杂网络关系的丰富性，也关注解释这些关系的旧有工具的局限性。如我在后文详细阐述的那样，类似的控制论概念带来了一套术语和网络工具，用于描述和管理苏联指令经济中核心的异构性冲突。1948年至1950年代中期，控制论在“冷战超级大国”轴线之外的许多国家也受到了欢迎并得到了发展。在这一部分，我将重点讨论“二战”后英国、法国和智利对控制论的接纳，尽管这个部分的重点超越了比较维度的地方性或民族国家历史。在“二战”后、“冷战”期间的现代国家对自我治理的科学怀有极大的需求。全球许多科学家都在寻找稳定的、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方法，而控制论提供了一种技术思维模式，用来应对和控制技术本身带来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可能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得流行起来，包括原子弹和氢弹、核电厂、人造卫星、DNA技术、客机、洗碗机、脊髓灰质炎疫苗、脑白质切除术（于30年代发明）、电视和晶体管收音机、摇滚乐和郊区住房等等。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在60年代仍在持续，夸克、激光、“阿波罗”（Apollo）宇宙飞船、尼龙、“帮宝适”（Pampers，宝宝纸尿裤）、避孕药、迷幻药、汽油弹、滴滴涕（DDT，农业杀虫剂）、“阿帕网”等等进入了世界舞台。最具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是围绕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冯·诺依曼的研究开发计算机，用以研究和控制核弹。计算机的技术承诺似乎既带来了解决方案又带来了破坏。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如果计算机能帮助“文明化”原子弹的可怕而令人敬畏的力量，那么它也许可以帮助稳定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其他颠覆性影响。如果不能，又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冯·诺依曼在1955年发问：“我们能否在技术面前幸存下来？”冯·诺依曼的问题尤其激励了那些卷入“核冷战”的人。在战后的法国、英国和智利，计算机“文明化”骇人力量的潜力于50年代和60年代引发了人们对控制论的兴趣，这种技术或许比冯·诺依曼忧虑的原子弹更具颠覆性。它让人类思维被想象为一个具身的机器（an embodied machine）。上世纪中叶的科学家们想知道，控制论及其在认知科学中的继承者是否会打破人类的思维，进而激发新的洞察力，使人们了解最具创造性的技术如何在其他地方被模仿？在法国，控制论的思想贡献首先开始于与“政治”的类比（而非与人类大脑的类比）。在战后的法国，控制论起步很早，并有着长足的影响，原因有如下几点。公共关于控制论的争论将这门科学变成了战后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间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当地的知识分子将法国悠久的知识传统归因于控制论，这软化了对控制论的接受程度；而且，诺伯特·维纳多次访问法国，亲自推广他的科学概念。控制论的印记依然可以在后续几代法国理论家身上看到。战后的事件可以简单概括如下。1947年，也就是准备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控制论》的前一年，维纳参加了在法国南希举行的索洛姆·曼德尔布洛特（Szolem Mandelbrojt）的谐波分析（harmonic analysis）大会，这让他得到了一份法国的书籍出版合同。尽管最初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反对，但在1948年出版新书后的六个月内，这本书被三次重印，并卖出了2.1万册。三年后的1951年，应分形创始人、索洛姆的侄子贝努瓦·曼德尔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的邀请，维纳回到法国，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授课。在1947年和1952年之间，反对和支持控制论的两个阵营展开激烈讨论，并在媒体和公众中引发了热议。（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可能是当时的反共产主义者和早期控制论者之一。）这些关于法国国家治理未来的争论由战后恢复缓慢和贫困严重引发，这种贫困助长了共产主义和亲苏情绪。然而，在1947年的巴黎国际会议上，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所在的社会党投票接受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之后，反控制论的共产主义者逐渐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围绕控制论的争论也随之消失。就像最初的苏联拒绝控制论一样，公众对控制论的最初反应更多取决于它是美国的舶来品，而不是它的科学身份。与此同时，法国媒体公开而含蓄地发表了亲美国的控制论辩护，这也帮助法国重新确立起这门舶来科学的地位，继承了法国独特的知识传统，继承了笛卡尔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有关理性思维和身体的问题，继承了物理学家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在1834年将控制论作为和平治理的政治科学，也继承了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法国控制论和1980年到1989年间发展起来的法国Minitel网络之间有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这依然表明了国家科学自治的跨国思想交流。许多后现代法国理论的领军人物都把他们的一些基本见解追溯到法国战后的控制论科学，比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将语言视为技术有序的系列（这是在50年在巴黎与“梅西会议”的参与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会面后做出的表态），雅克·拉康转向了数学概念，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转向了关于通信的概要描述，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面前放弃了意义（meaning），此外瓜塔里（Felix Guattari）、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其他法国理论家们都对编码、解码、信息和通信等词汇饶有兴趣。后现代法国理论深深受到战后信息理论和控制论科学的影响。
在英国，控制论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具体体现是技术协会“Ratio Club”，这是一个小型但有影响力的英国控制论团体，他们从1949年到1955年在伦敦国家神经疾病医院（National Hospital for Nervous Diseases）的地下室定期聚会。知名人物包括计算机先驱艾伦·图灵，他在布莱切利园（Bletchey Park）的同事兼密码学家、数学家艾文·约翰·古德（I. J. Good）、神经心理学家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和天体物理学家托米·戈尔德（Tommy Gold）。科学史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记载了六位活跃但大部分被遗忘的英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对大脑的功能有着强烈的兴趣。这六位英国人分别是神经学家威廉·格雷·沃尔特（W. Grey Walter）、精神病医生W·罗斯·艾希比（W. Ross Ashby）、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同时也是“梅西会议”的与会者贝特森、激进的精神科医生隆纳·大卫·连恩（R. D. Laing）、心理学家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以及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他在下文描述的智利控制论例子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跨学科的讨论广泛涉及信息理论、概率论、图形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会动的人工制品（比如W·罗斯·艾希比的自恒器[homeostat]和威廉·格雷·沃尔特的机器龟）和哲学等主题。他们多年的访客中至少有两位美国人后来在“阿帕网“的发展中起到了作用，这两位就是约瑟夫·利克莱德和沃伦·麦卡洛克。据皮克林说，这些开创性的控制论专家们有着共同的兴趣，都把大脑当作一个行动而非思考的机器，或者说是执行而非沉思的通信系统。在英国，控制论有自己的生根条件，那里没有法国的后现代理论，而是皮克林所称的“非现代的”（non-modern）神经结构。控制论的思想也涌入了智利，甚至一定程度上进入了阿根廷。这些思想最终形成了围绕“国家网络”（ national networks）的辩论。1959年，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的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与其他主要作者杰罗姆·莱特文（Jerome Lettvin）、麦卡洛克和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共同撰写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蛙的眼睛告诉青蛙的大脑》（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20世纪70年代初，马图拉纳和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科·瓦莱拉（Francisco Valera）与“梅西会议”纪要的编辑海因茨·冯·福雷斯特（Heinz von Forester）、戈登·帕斯克等人一道，提出了“自生系统”（autopoiesis）的概念。他们也被视为“第二波”控制论的重要人物。“自生系统”指一个能产生、维持和自我繁殖的系统（如生物细胞）。在1971年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政治统治和1973年军事政变期间，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领导的智利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使这一思想发出鸣响。在这一时期，智利出现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项目，这也许是用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网络的最突出实验。正如科学史学家埃登·梅迪纳（Eden Medina）最近指出，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是这个全国性网络的主要设计师，他迅速设计、开发和部分部署了电传机与中央大型主机相连的网络。比尔与当时的智利财政部长兼工程师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合作，借鉴并改编了他在1972年出版的《公司的大脑》（The Brain of the Firm）一书中的模型，将大脑作为一个管理组织。他明确提出了一个可行系统概念，那是一个被设计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生存下去的系统，这套系统为“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网络”的设计扎下了根基，并反映了阿连德民主选举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政治理念。尽管这套“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网络”系统在1972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取得了些许成功，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但该系统（包括它未来主义风格的中央操作室）在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政变中被废弃。在智利这个例子中（也许包括更大的拉丁美洲舞台上），控制论与强调具身化的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相契合。“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网络”中央控制室的三位还原图
在转向苏联对控制论的接受和译介之前，让我们简要了解一下控制论传统的东欧起源，其中一些历史早于美国的军事研究和战后的“梅西会议”。这些控制论先驱的名单中包括几个著名人物，比如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Aleksandr Bogdanov），他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列宁的得力助手兼哲学家，发展出一种将社会与政治经济类比的全面理论，并于1913年出版了《组织形态学：普遍组织科学》（Tektology: A Universal Organizational Science），这是一种原始的控制论，没有数学的内容，但维纳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通过翻译看到过他的著作。这里还要提到斯特凡·奥多布莱加（Stefan Odobleja），他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罗马尼亚人，但他“二战”前的研究为控制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冯·诺伊曼，这位现代计算机的设计师、博弈论奠基人和“梅西会议”的与会者也是匈牙利移民。索勒姆·曼德尔布洛特是波兰犹太科学家，也是分形理论创始人贝努瓦·曼德尔布洛特的叔叔，他在1950年法国南特组织了谐波分析和布朗运动方面的会议。罗马尼亚为纪念斯特凡·奥多布莱加发行的邮票，2011年
罗曼·雅各布森是前面提到的结构语言学家，“梅西会议”的合作者，俄罗斯移民，他在哈佛大学担任斯拉夫研究讲席教授，该职位由诺伯特·维纳的父亲创办。最后，维纳自己有一位才华卓越的父亲利奥·维纳（Leo Wiener），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自学者，20世纪托尔斯泰著作的杰出英译者，美国斯拉夫研究的创始人，来自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城镇的移民，与他的儿子一样，也是致力探索普遍交流方法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在本研究无法全盘总结控制论在20世纪中叶作为一门自治系统科学的思想和国家来源，但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案例研究中——包括沃伦·麦卡洛克的神经网络、法国信息理论的发展与后现代理论转向、英国Ratio Club对行动模型和行动者的强调、智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网络的组织企业模式，以及来自东欧的各种竞争力量——控制论科学都在地方性的思想语境中得到表达，并与认知科学共同具有以心灵模型思考的冲动。控制论专家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起系统的类比，以此来理解心灵，并将这些心灵模型用作重新构想新社会、技术和有机世界的类比。对心灵的着迷并不是控制论的新现象。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心灵内部运作，正如一位神经科学家所说，这可能只是我们自己大脑对自身的自负而已。